然玉(广东大学生)

　　“高校的举办者、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应按照政校分开、管办分离的原则，以章程明确界定与学校的关系，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。”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9日表示，今年要推动所有高校全面启动章程制定或修订工作。(1月10日《新京报》)

　　中国高教难以令人满意，至于症结所在，老生常谈的看法是“行政化消解大学活力”。如今，藉着“启动高校章程制定”契机，教育部欲重梳“主管者与校方”的关系。凡此一连串举动，当然可被解读为“去行政化”的可喜一步。但另一方面，“章程”文本尚且未定，一切还言之过早。

　　当下，制定大学章程，被寄予了太多期待，一种观点将之视作“政校分开”的艰难尝试。关于“政校分开”，早已汇聚了各方共识。之所以迟迟不曾兑现，实是因为，一直未能寻得便于操作的“路线图”。教育主管部门现在终于理顺思路，宣布“推动高校章程制定或修订”，继而“保障校方办学自主权”……按照“沙盘式推演”，上述设想当然前景可期。至少，主动提出“订书面协定分权”，就已体现了主管者改革的诚意。

　　就本质而言，现代意义上的“大学章程”，大致等同于校方与国家的一纸契约。一个合格的“章程”，当明确以下底线：政府是高校的举办者，而高校自身为办学者；高校所有权归于国家，教育主管者行使宏观管理权，但校方微观治校行为不受干涉。如此，不仅是遵从权利伦理的合理分工，更是效率最大化的必然之举。常识是，“官员治校求短利、置换政绩，教授治校更珍惜羽翼、着眼长远”。然而，此轮高校“立章”潮，真能孵化真正意义的大学章程吗？

　　既是契约，唯有充分博弈才可实现公平。但，一场由教育部“推动”的、自上而下的“立章浪潮”，到底是一种指令式的任务，还是校方自我伸张的权利自觉，自始至终含混不清。某种意义上，所谓“高校立章”已带有行政要求的意味。你能想象，在此过程中，校方能与主管者对等谈判？最初推动方是主管者，最终定夺权归主管者，所谓“高校章程”能否守住基本底线，都变得不可预期。

　　当然，不应轻易否认主管者“主动让权”的自觉，单方面力推“高校立章”，本就是“自觉性”的展现。但跳出现有的上下隶属体系，将自己作为和校方一样的谈判者，乃至引入更上层的裁判力量，经此形成的“高校章程”，是否会更具说服力呢？